汤质发文:
荐书：近半年读到的令我收获最大的书 推荐《巴黎评论》的作家访谈系列。（微信读书有电子版） 不是要推荐给热爱文学或写作的人，而是推荐给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希望“换眼睛”看世界的人。阅读这套书的体验，像是被人领进文学创作的幕后。文学不是文字之学或关于语言艺术的学问，而是自由之学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它同哲学是一回事，尤其考虑到欧陆哲学的传统，更是如此。 《巴黎评论》访问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作家：海明威、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、威廉·福克纳、斯蒂芬·金、桑塔格、村上春树、石黑一雄……采访者准备充足，头脑清楚，有明确的访谈动机：想要窥视作家高效创作的秘密，还原他们的成长路径，探究他们如何获得了那些独特的思境、视域与灵感。 “你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？” “你是怎样开始写作的？谁是你的写作典范？” “你如何挑选研究对象？” “你修改得多吗？” “如何努力找到恰当的叙事口吻？” …… 比如，当被问及没有灵感时该怎么办，海明威有非常聪明的写作策略：在知道接下去会发什么的时候停笔，之后才能接着写下去，“只要你能开始，问题就不大”。我深以为然。创作中，难搞的部分一定要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搞定，废寝忘食也不敢中断，否则第二天会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难以展开工作。 我曾在节目里强调“推敲”的价值，敲掉那些多余的部分，“大卫”自会浮现。阅读这套书，若是电子版，不妨全文搜索“修改”一词，看看职业作家们都如何推敲自己的作品。 村上春树说自己的“初稿很乱，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改写，一共写四到五遍”，他一般花六个月写完第一稿，然后花七八个月时间修改。 海明威会在每天停笔前回头修改一遍当天写过的内容，全部完成后再改一遍，“《永别了，武器》的结尾，最后一页，我改了三十九次才满意”，访问者问是什么技术问题让他如此为难，他说难在“找到准确的词”。 亨利·米勒在写作过程中从不修改，但在写完后，会晾它一个月甚至两个月，之后他“会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它”。 “我会把一页内容重写几十遍，有时，我喜欢把段落大声朗读出来。我对我作品的语调极为敏感。”听到翁贝托·艾柯这么说，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在搞创作，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创作投机分子。 艾柯的访谈让我印象深刻。在作为小说家被人世所熟知之前，艾柯已经是一名颇有成就的符号学家，四十八岁才开始写小说，处女作《玫瑰的名字》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，销量超过一千万册。 访问者替我问出了问题：“你的许多小说似乎都仰赖睿智的观点，是不是在自然而然地弥合理论研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裂缝？” “长久以来，我认为，绝大多数哲学书真正的核心是在讲述他们做研究的故事，诚如一个科学家解说他们得到重大发现的经过。因此，我觉得一直以来我都在讲故事，只是用的文体略有不同”，艾柯说，“我写了无数关于符号学的文章，但我认为，没有哪篇比《傅科摆》更好地表达出了我的观点。” 我盯着这段对话愣了很久，尝试理解艾柯的意思，在我看来，叙事与说理的界限是那么清楚，那么难以逾越，在这位当世仅存的百科全书式通才眼中，两者是一回事。 茶馆老用户可能还有印象，两三年前，有编辑向我约稿，当时我的还不屑于干“将节目文案书面化改写，集结出版”这种一鱼两吃的“勾当”，想要写一本类似于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或《魔术师时代》那样的非虚构作品，领读者进入一段时空，遇见一群有趣的人，还原一个个鲜活的事件。 以事入理，才算高级。 我深知更高明的做法是在写作动机上彻底放弃说理的冲动，但作品却能因此暗合了、促成了、向读者传达了某种更重要的“道理”。这种“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”具有美感，那种领悟也真正属于读者，它超出了作者的谋划，作者只是一个卑微的媒介——我以为所有好作家都在尝试做这件事，就像亨利·米勒说那样： “艺术家是什么？就是那些长着触角的人，知道如何追逐空气中宇宙中涌动的电流的人……要是他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他会非常谦卑……他没什么可以得意的，他的名字一文不值，他的自我就是零，他只是一架乐器，这样的乐器还排了好长一列。” 也许是此前说理致用类的书看多了，偏废了某些感官与神经，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倾诉欲太盛，总想直接喊出些什么，好让自己被看见。我发现自己几乎丧失了叙述与描摹的机能——感受粗钝，意象僵涩，从未追上那些“涌动的电流”，只会用概念牵引概念，用枯燥的问询结构串联笨拙的句子。一度十分沮丧。也许径直说理是我唯一擅长的事，书的事情搁置了，一门心思把肤浅的解释者当得更深刻些。 如今艾柯振奋了我，他说我还有十三年为这件事做准备，我听着眼里放光。 这是一套能提升品味与眼界的同时也给予你信心的书。常人自轻自卑，大概是因为屁股从不离观众席，在台前看了一出出精彩表演，除了赞叹便是唏嘘——那样的事，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吧？ 倘若有机会进入“魔术师”们的幕后，你眼里也会放光。 “大师，有什么诀窍？” “等四十八年，改三十九遍” 与各位共勉，祝读书愉快。